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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跨越國際的相近性與差異性
從窮人的房子到窮人蓋的房子,我們在德國的行腳過程中所觀察到的,除了此地所熟知的生態環保觀念之外,似乎可說是一種來自歐洲社會主義傳統的行為觀念,在建築領域的長久沉澱。或許家園協會並不會使用「社會主義」這樣的字眼,但是,我們了解這個行為觀念在歐洲已有數百年的歷史;同時,在Zimmerman養成的過程中,我們也可看到比較自由(liberal)的思為如何連同技藝與經驗,一起烙印在工匠身上。
(工作中的Zimmerman)
傳統上,年輕的Zimmerman出師之後,必須離開師傅所在的地方,到外地浪遊數年,走村串巷地尋找需要蓋房子或修繕屋舍的業主,之後才能在某地定居,發展自己的營造廠並招收學徒。這樣的養成過程,使得Zimmerman有別於被綁在土地上的農人,而有機會接觸到不同區域當中,不同的政治經濟風貌與文化觀念----通常這是握有權力的人才能夠看得到的。同時,由於他們通常是為中下階層的業主服務,因此他們對社會的觀點,往往又會在有別於國王、貴族與豪紳的脈絡與視角底下形成。
(浪遊中的Zimmerman)
對我們來說,這些觀察,跟謝英俊團隊在日月潭三年的工作內涵比較起來,其實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不管是伊達邵部落的災後重建,或是在其他山區村落的重建工程,謝英俊團隊所蓋的,正是窮人的房子,而參與建造過程的,也多半是窮人。雖然台灣的社會主義與工匠傳統在戰後的政治經濟發展過程已被徹底斲傷,我們也尚未細究,在謝英俊團隊身上,比較自由(liberal)的思為如何連同技藝與經驗一起被烙印下來,但是,比較台德兩者各自的作為,卻有相當程度的親近性。
(謝英俊建築團隊,前景為三月工作營屋型之一)
我們以為,這種親近性,是讓三月工作營得以成型,並且延續的重要因素之一。
但是兩者還是有著很大的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從本文開場的角度來說,德國方面在其在地社會脈絡的供養之下,有充分的資源去延續他們的行為觀念,而無須跟著其他工匠一起上街頭抗議討飯吃;相對地,在謝英俊團隊這邊,由於本地行政作業的緩慢、配套措施的不足、社會主流的忽略等等,而使他們的行為觀念,並不容易獲得整個社會充分而即時的供養。簡而言之,許多重建工程款至今遲遲無法收取,團隊的運作在過去三年中頗受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之苦,許多成員已經有半年以上領不到薪水,就算領到,也是薄薄的一小袋。
因此,若要說誰是窮人,除了屋主之外,我們也必須正視謝英俊團隊所面臨的貧窮處境。而三年來謝英俊團隊在災區的工作,越來越是一群窮人蓋房子給另外一群窮人住;在真實的環境中,此實乃「協力」之真意。
謝英俊團隊數年來所實踐的家屋重建法則,除了材質工法的特徵之外,最突出的是協力的概念。接受謝英俊團隊方案的家戶,在重建之後,有機會成為工作隊的一員,開始有穩定的收入,繼續為其他家戶蓋房子;相對地,德國團隊在德國與白俄的作為當中,也看得到類似的理念。
(開會中的謝英俊建築團隊)
而發生在日月潭周邊的這種協力,乍看之下是家戶與家戶之間、跨越了村落與族群界線的協力;然而,從上述對貧窮的觀察來看,謝英俊團隊何嘗不是需要被協力的對象?一言以蔽之,這裡頭,需要被協力的,不僅僅是一棟一棟的房子,更是這樣一套家屋設計與營建的社會經濟體系;需要被建立的,不僅僅是家戶本身的自信心,還要同時包括讓設計者與營建者可以持續下去的信心。從這個角度來看,三月工作營雖然部分移植了德國團隊的營建技術,但並無法移植德國當地既有的營建環境;而後者,比起前者來說,恐怕更是當務之急。
也因此,當我們看到三月工作營當中,在德國黏土木架屋型與謝英俊團隊修正過的木頭—輕鋼架屋型之間的差異,引發了外人一些或明或隱的評比議論時,我們所關注的,卻不在哪個比較環保,或者哪個比較接近人性,甚或是,哪個比較接近都市人的想像;而在於,不管是哪一種屋型,它們如何能夠對在地弱勢戶與貧窮的建築工作者必須共同面對的營建環境,可以產生正面而積極的效果。
然而,依我們的所知,對於營建環境,大約只能談到這裡。那當中比較專業的內涵,並非我們所長;但屬於三月工作營之營建環境中的另一重要角色,亦即潭南村,我們或有一些初步的觀察,在此可供大家參考。
四、潭南村
潭南村就位在日月潭與濁水溪之間;日月潭與濁水溪分別是台灣最著名的河川與湖泊。跟鄰近比較靠水的部落(如雙龍、地利、德化社)比起來,它雖位在山之巔,但卻不在觀光景點的水之湄;這使它們在觀光經濟的層面上居於弱勢,但卻也因此保有另一番寧靜的可能。
(遠眺潭南村)
但在現實上,經濟的弱勢,或者寧靜(按其字面意義,即「沒有聲音」),同時意味著在社會與政治位置上的弱勢。且不說在921地震之後,它們幾乎是最晚被營救的社區;兩年之後桃芝颱風肆虐,沖走許多村民賴以維生的田園,至今無法回復;而被土石流沖垮的一號橋再度被蓋起來時,橋面卻過低,在颱風季節容易水淹橋面,甚至再度被沖毀;另外,不久前完工的攔沙壩,橫跨兩山之間,雄偉壯觀,卻沒有同時蓋一座橋,讓地震之後遷到對面河邊居住的村民可以出入。這種開玩笑式的公共工程,似乎說明了這個村落在政府心中的地位。
另一個令村民傷心的是,這些工程都由外地建商發包;熟悉工地環境與技藝的村民卻無法從中獲得最基本的工作機會。
村民不是傻瓜,對這些作為都看在眼裡;同樣的,對於地震之後絡繹前來的建商,在經歷三番兩次被騙的慘痛教訓之後,到最後也不得不養成心存觀望的習慣性戒心。總而言之,從地震開始,一連串或因為人為、或來自大自然的打擊,讓村民們對公共事務普遍趨於消極。在我們訪問村裡幾位公共事務的核心人物的時候,他們都不約而同地提到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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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河的其中一種方法。當時從觀景窗中望出去,這個攔沙壩簡直就是為這個鏡頭而設的,不禁有一種荒謬感油然而生)
最常聽到的一種說法,是地震之前,村長一廣播,家家戶戶都會注意傾聽,並且站出來互相協力幫忙,此乃潭南之「團結」之謂也;但地震發生三年多以來,這種「團結」的情況是每況愈下。到後來,村長或核心幹部的廣播往往變成自說自話,得不到太多回應。
到底地震之前的實際狀況是如何,我們尚未深究。但是,在許多傳統社區乃至現代社區當中,我們都可以聽說曾經存在著互相協力的精神與實際作為;而在潭南這樣的社區,那原本來自祖先教誨的相親相愛,或者「團結」,在今天,是怎樣被磨損掉的呢?
我們目前的觀察,尚不足提出一些比較確切的說法。但是,除了上述天災人禍的接連打擊之外,多年以來,原住民必須離鄉背井找工作,才能夠維持他們在當代社會中的生存條件;這種現代的經濟性遷徙,其實跟百年前日本殖民政府強迫許多原住民部落的政治性遷徙,都對社區集體的自信與自尊造成大幅度的傷害。而近兩年來整體台灣經濟情勢的下滑,讓許多原本外出的原住民再度回到部落,但卻要面對天災人禍之後殘破的家園與人心……
我們的一個受訪者,在回到家園後,賴以建立自己信心的,是桃芝颱風之後不經意在溪邊撿到的一塊人型石頭----有著瘦長的臉龐、深邃的眼窩,對他來說,這彷彿是在桃芝颱風來襲那天過世的外婆,託天主帶給這個歸鄉外孫的最後的禮物。
(阿文的石頭禮物)


請您協助支持潭南地區發展生態旅遊
您好:
我們目前正舉辦潭南村布農族的生態文化體驗活動,希望能幫助他們發展生態旅遊,是否能請您協助發佈相關活動訊息,讓出外工作的部落青年能慢慢回到故鄉服務?!
如果可以的話,請點選網址連結至活動網頁,或可EMAIL給我ecology@apatw.org,我再將簡章傳給您參考~
謝謝您~
http://www.wretch.cc/blog/apaeco2008/31595175
Posted by: APAECO | 09-11-13 at 上午1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