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想滅絕的島嶼－－「青春之歌」的殘響

一篇三年半以前的舊文,在別處發表過,始終未曾貼在這裡. 此文本來應破週報邀請而寫,基本上是讀了鄭鴻生先生的"青春之歌"的感言. (最近發現,書中提到那群當年的建中學生,也辦了一個部落格,叫建青中年,:)

現在把文章翻出來貼一貼,紀念這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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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想滅絕的島嶼－－「青春之歌」的殘響

殘響(Reverberation)：

聲音產生之後，通過空間各處會形成反射聲。

聲源消失之後，餘音仍然會停留一段時間，

這種「餘音繞樑」的現象叫做

「殘響」。

        我對於一九七○年代台灣的認識，來自於一九九○年代初期所做的民歌運動研究。在那過程中所蒐 集到的許多資料，雖然大約只是關於那個年代的知識界與文化運動的少數側面，但也足夠讓我嗅出那時候年輕人（用時髦的話來說，他們該是「三、四年級」吧）與台灣社會的一些味道。而那味道，容或所用以表達的語言跟九○年代初期不太一樣，但其中的精神與心靈樣貌－－關於新社會的胎動與新文化的蜂起，卻是熟悉的；這使得我對一九七○年代台灣一直都有興趣，比起其他的歷史階段來說，隨時隨地總有一股想一探究竟的念頭。

        一九七○年到一九九○年不過是短短的二十年，如果用法國年鑑史學「長時間」（long duree）的量度來說，恐怕不過是一柱香的時間，但是在台灣的現實裡，其中所造成的隔閡，已經足夠讓兩代的年輕人看似形同陌路。雖然，兩者之間還是有著共同的歌曲記憶，比方說金韻獎，但是要談到更為幽微的、不被主流社會認識的旋律與節奏，如楊弦，甚至是李雙澤，或者是當時被知識份子鄙斥的許多「靡靡之音」，如劉文正、包娜娜等，兩代之間透過這些至今仍可聽到的樂音所折射出來的認識與情感，鐵定是不一樣的。

        也因此，同樣是逮捕學生、鎮壓思想的情景，在「青春之歌」當中所描述的跟我在大學時代所遭遇的，對我來說，感受是截然不同的。

        一九九一年春天的某個早晨，當所有夜貓子剛剛進入好夢的時候，我在賃居的住處被一通電話叫醒，是來自一個社團的夥伴。他說，三分鐘前，有幾個穿西裝的人把小我一屆的研究所學弟廖偉程從宿舍帶走了，不知是怎麼一回事，他有點擔心。我那天原本就計劃好一早要搭車到台北去做我論文的田野訪問，因此我要這位夥伴趕緊通知另外一位社團的朋友；之後，我就梳洗一番去台北了。

        直到下午，完成了計劃中的資料蒐集，在走向台汽北站準備返回新竹的路上買了一份晚報；頭版頭條上斗大的標題，說廖偉程跟其他三人涉及「獨立台灣會」叛亂，可能以刑法當中的「二條一」唯一死刑起訴，證據就是當時雖然是禁書，但市面上不難買得到的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這把我嚇了一大跳，趕回學校的時候，大草坪上已經聚集數十位同學與老師，拿著大聲公在商討援救的事宜。

        在當時，儘管大家都覺得在解嚴之後還會有這種扣帽子的文字獄，簡直是不可思議，但是有了前一年三月學運學生被拿來作政爭工具的經驗，我們還是不敢掉以輕心；有個專研台灣史的學姊還因為擔心下一波捉拿的對象就是她，而有精神耗弱的現象，幾乎夜夜失眠。但後來，九一年的這波學運席捲了整個台灣，最終看似是以成功收場：四個被關押的年輕人最後都被釋放了，而被我們視為幕後黑手的行政院長郝柏村，也被師生與社會輿論罵到臭頭；兩個月後大家更乘勝追擊，形成廢除刑法一百條的知識界大串聯。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的氣氛其實是在緊張當中帶著些許暗自的樂觀的；我總感覺到這個文字獄根本就是bullshit，只要救援的行動夠堅定，形成的社會輿論壓力夠大，四個人的出獄應當是指日可待。如今，從目前大家比較熟知的語言來看，一九九○年代會被標定為「解嚴的時代」，民間自由開放的氣氛已經成熟，是擋不住的發展潮流；保守勢力的反撲，充其量只是在自掘墳墓。因而，現在看起來，獨台會事件雖然對當事人造成一時的傷害，但終究只是歷史過程中的一個波瀾插曲。這種感覺，相對於台大哲學系事件發生之後，涉案學生們的惶惶惑惑、不知所終，事後大家各奔東西，或出國療傷，乃至二十餘年來不願或不敢回顧…，是非常不一樣的；也因此，「青春之歌」當中作者與主角不斷提及的創痛，大約是我們這些五年級學運世代所不容易體會的。

        雖然有著這樣的差異，但是去閱讀「青春之歌」那一代的遭遇與心情，從一開始，對我來說並不是像拉張板凳坐在廊下、帶著青澀的思古幽情、隨著叮叮作響的風鈴聲，去傾聽一個「白頭宮女話當年」那樣，彷彿是在聆聽戒嚴時代前朝遺「少」的前塵往事。

        因為，在對於民歌運動以及相關事件的不斷反芻過程中，我一直感覺到，我們這一代所使用的許多語言、概念與文化符碼，其實都源自一九七○年代。校園民歌就不用說了，此外如「現代性」、「鄉土文化」、「本土化」（雖然跟後來的本土化意涵不大一樣）、「社會參與」等等標籤，「消費社會」、「城鄉差距」、「環境保護」等等議題，乃至世界觀與生活型態，都在經濟起飛有一段成績之後的一九七○年代台灣，透過戰後第一波學成歸國的留學生以及本地的年輕知識份子與非主流政客漸次提出；當中也不乏「青春之歌」裡頭描述的，透過三民主義的護身符來隱微地發聲的反帝左翼思想。這些種子在經過美麗島事件與中美斷交的催化之後，在一九八○年代的社會與政治劇烈變遷當中一一浮上檯面，或者成為新的體制、或者成為反抗體制的武器。像羅大佑在八○年代初所唱出的一些歌曲，「童年」、「鹿港小鎮」、「未來的主人翁」等等，某方面來說其實是總結了一九七○年代以降的一些集體情感與語言，而對不斷朝向新世紀邁進的台灣社會發出一些警醒的呼聲；那歌聲在我們年輕時候震撼了我們這一代，其能量至今不退。我們今天有許多夥伴在各個領域耕耘，不管是社區總體營造、環保運動、草根民主、性別運動、教育改革、勞工運動、音樂、影像、媒體等等，不論成功或失敗，何嘗不正是在一九七○年代所開出的各個議題之下，所不斷深化的鬥爭與努力？

        也因此，我總試圖從一九七○年代年輕人的故事中，去抓出他們跟我們這一代、乃至跟台灣當下與未來時空的關聯性；試著從比較長時間的歷史量度來標定自己與他者的相對關係，而不要被我們這一代比較熟悉的「戒嚴╱解嚴」斷代模式所侷限。

        而我很驚異地發現，從「青春之歌」的脈絡來說，這種關係的建立，居然是通過幾個具體的人物。

我高二那一年的國文導師叫羅聯絡。至今我還忘不了他圓圓的、可愛的大頭顱，頭皮上面滿是疏疏 落落的短短白髮，現在回想起來，像是一畝接近乾枯、有點弧度的麥田，每一株髮絲都泛著銀光。還有，他在講台上唸課本的時候從眼鏡後面露出敬謹而專注的小小眼神，似乎可以穿透掛在教室後面牆壁上的蔣公遺像，絲毫不受底下呼呼大睡學生的影響。

羅聯絡，出現在「青春之歌」第33頁的附註當中，他也是作者鄭鴻生的高中導師；現在，他應該已經作古了。

        後來鄭鴻生告訴我，他高三那一年，「青春之歌」當中提到的那個大家都不喜歡的校長終於離開了，新來的校長叫做李昇（李安導演的尊翁），大家對他印象都不錯；十多年之後，我高三，白髮蒼蒼的李昇校長榮退。

        這彷彿是一個巧妙的時空交會，同一個老師、同一個校長，把「青春之歌」當中的那一代和我自己，分別放置在同一條線上的起點與終點。

        現在想起來，像羅聯絡、李昇這樣的高中老師，多半是戰後隨國民政府來台的知識份子；他們當中有的並不完全接受國民黨僵固老化的那一套說法，而企圖保存自己的一些觀點；同時，同樣是在執教鞭，相較於在心理上長年遭到較大壓制的臺籍老師來說，他們或許也有比較多的空間可以不僅僅成為一個教書匠，而可以在授業解惑之外，還多少扮演了一點傳道的角色，而且可能是傳另外一種道。這批漂泊到東方島嶼的大陸知識份子，當年來台時年輕力壯，到了我們這一代進入高中或大學時，早已垂垂老已，但還是在生命的最後階段，試圖以他自己可能的方式，夫子自道地向下一代傳達他內在深層的想法。

在高二那一年學期結束時，羅聯絡送給全班同學一本他自己寫的、談存在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小書「存在與智慧」，薄薄的一本、橘黃色的封面，沒有美工設計，像是廟門口派發的善書一樣；當時雖然看不懂，但是我珍惜這樣的情誼，至今，還保留著那本小冊子。

        這批人肉體的衰老或死亡，正逢國民黨統治力量的衰頹或轉型；而在這個時候，遲暮之年的羅聯絡贈送「存在與智慧」給成長在這個階段的毛頭小子，其實象徵著我們這一代所經歷的某種另類的思想啟蒙，恐怕也在此後成為絕響了。當不久之後，本土化與經濟自由化的浪潮從九○年代的缺口湧入時，已經不再需要什麼「思想」、「哲學」之類的東西來支撐自己以及整個社會存活與發展的意義；相對地，發言位置與管道、權力與資源分配才是最核心的命題。從二十世紀末到現在，經過主流社會以商品化以及本土化對戒嚴體制進行細密的掃蕩，在台灣，思想已經蕩然無存，或曰不再需要；取而代之地，讓台灣人民能夠走下去的力量，轉而來自不斷精進的理財與生意手腕、行政管理、政治盤算、媒體操弄、以及讓法律條文疊床架屋的技巧…，或者，對大部分的老百姓來說，僅僅是前現代形式的布施行善積德，或者算命卜卦、簽注博彩等等求生本能而已；而這些生活準則，充滿機率、算計與工具性，基本上是不需要什麼深刻思想的。

        因此，這是個思想滅絕的島嶼；而我，作為一個五年級中段班的老同學，在羅聯絡已經日暮西山、而我們這一代正旭日東昇的一九八○年代末，經歷了思想在島上走完了衰頹的下坡，開始完全覆滅的過程；至於「青春之歌」一書當中所描述的那群一九七○年代的年輕人，正當羅聯絡壯年之時，恰恰處於思想由盛走衰的轉折點上。

        你問我說的是什麼思想，如果我說是三民主義之類的，不免會引來一陣訕笑。但三民主義也是一種思想，只不過它是不夠嚴謹的、被霸權化、專制化了的思想；與它同時期在台灣並存，但處境更艱苦而壓抑的思想，還有自由主義、存在主義、現代主義、新儒家…，以及在幽暗的角落暗自摸索的社會主義等等。這些思想，是人在歷史發展的侷限底下，不斷詰問個體存在意義、社會最終歸向與人類之超越可能的參考座標。

當年孫文提出三民主義作為中國革命的思想指導，毛澤東以中國式的共產主義作為改造舊社會、建設新中國的原則，五四運動則主張全盤西化；至於在西方，騎士精神與基督教始終是社會發展，乃至資本主義發展最主要的精神與心靈支柱，在日本有武士道，在印度有種姓制度，在伊斯蘭國家有阿拉與可蘭經，在尚未完全滅絕的原住民社會有祖宗崇拜與泛靈信仰…。這些思想，有新有舊、有激進有保守、有成熟有不成熟，但都代表了各個社會中長年累月對本質思考的深層欲求與實踐；同時，也因為有傳統、保守、穩定壓倒一切的霸權思想的深刻存在，各種改革的、進步的、另類的、反叛的、「後」的思想才有相對成立的意義與能量。如此，在變動不居的社會中，人才能比較堅定地掌握到：不管是捍衛、保存、突破、猶豫、攻堅、守成還是轉進，自己的一舉一動，到底是為誰而戰？為何而戰？

而在二十世紀末的台灣，從教育體制上來看，「國父思想」被丟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早已不知所終；在缺乏替代的情況下，新一代的養成，完全沒有思想教育作為一種根基或參照，連壞的思想教育都沒有。影響所及，我們將可看到，或者已經看到，文史藝術的學習急速地往花瓶、多元入學分數或技藝的方向靠攏，法政與社會科學則向控制與管理技能看齊，傳播學科在市場導向的大環境底下失去了擔任思想代言人的一半身影，只剩下逐新營巧的另一半身影；整體來說，人文學科已經喪失了作為探尋人類本質之管道的自我認同、作為引領社會前進之發動機的生命力，以及，作為一種知識與美學本身的基本尊嚴。

與此同時，雖然台灣不斷引進西方思想，但是並不拜基督或反基督；這個島嶼不識可蘭經、對已經破敗不堪的原住民傳統信仰當作是看熱鬧或看笑話；講求台灣人的主體性，但說來說去就只是會相互剝削來比較誰會賺錢而已，而沒有絲毫深刻的哲學內涵，連發展哲學內涵的意圖與誠意都沒有；缺乏世界觀，更遑論世界史與世界思想的視野格局……；所有這些思想崩壞造成的結果，使得我們輕易地將混亂無準則當作開放與多元化來自我標榜，使得所謂的民主自由僅僅是一個空殼子，拿出去炫耀，恐怕還會被別人暗自訕笑而不自知…。

最令人難過的是，在這過程裡，我看到「知識份子」這個標籤，成為許多我們這個世代以降的年輕人，不斷要加以揶揄或者避之唯恐不及的符號。其實，intellectual這個詞，說穿了不過是代表一個社會中習慣進行深層本質思考的一群人罷了；而在我們這一代身上所呈現出來對之輕蔑的態度，正顯示了這個社會迴避或無能正視思想在島嶼滅絕之現實的一個心理徵兆。而這，正是我們的新一代正在經歷的「思想革命」－－把「思想」的命根革掉。

        1950年代，遭受顛沛流離之苦的儒者牟宗三，在「生命的學問」一書當中，痛陳中國的學術與文化，乃至整個社會，自明亡以來，即喪失了以生命來開出知識與學問的一種基本素養與驅動力。對他來說，「個人的盡性與民族的盡性，皆是『生命』上的事。如果『生命』糊塗了，『生命』的途徑迷失了，則未有不陷於顛倒錯亂者……如果生命不能清醒凝聚，則科學不能出現，民主政治亦不能出現。」

我並不能完全接受將個體生命與民族生命綁在一起的觀點，但是，這一段在我年輕時代看來是冬烘八股的文句，於今，卻有著深層的新意。舉例來說，記得在我的大學時代，關於「台灣」與「台灣人」的認同與相關知識開始在異議社團中發燒、散佈，經過十年，這認同以及相關知識已經成為當道顯學；在這過程中，我也不斷重新了解這塊生長了二十幾年的土地，但是，內心始終有些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到底，驅動我們這些年輕的個體去「認識台灣」的根源力量是什麼？如果要談台灣人，那「人」的意義在台灣是什麼？最後，如果不同時去探索、回答這些哲學的、生命的本體問題，而只是在記憶性與知識性的課題上（台灣的歷史有哪些哪些、台灣的族群有哪些哪些、台灣的……）不斷打轉，我們究竟能獲得什麼、留下什麼？

十年來，我們聽了很多關於台灣「不是」什麼，如：台灣人不是中國人；至於台灣是什麼，大概最終極的說法是：「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這個說法來自日據時代，此地的文化運動者反抗台灣作為日本內地延長的主張；在那樣的歷史脈絡底下，我可以理解這種相對性的論述所具有的召喚作用。時至今日，「台灣人」終於出頭天，「外來政權」被擊敗，而這樣的說法卻依然跟過去一樣強勁有效，這就令我迷惑了。當相對應的前提漸漸淡出，論述本身就可能會淪為一種喃喃自語的套套邏輯；除非它本身就是一篇經文、一種宗教信仰，但它是嗎？抱著這種論述不放的人，難道不察覺到這種危險嗎？在此刻，他們不會急著想要打造一種更積極的、更高層次的思想嗎？「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像繞口令一樣，讓我想起最近購買的一本東南亞古地圖集，在書末的名詞索引中查「Formosa」一詞，底下說「see Taiwan」，再查「Taiwan」，底下說「see Formosa」，遂形成一種走不出去的封閉循環，委實令人啞然失笑。

這正是牟宗三所說的「生命不能清醒凝聚」。台灣社會的集體生命或個體生命所面臨的，是沒有辦法在全球歷史與文化脈絡底下，透過自我反芻的積累，來清晰、深刻而有效地由內在軀體說出一聲（或者多聲）清亮的「我是誰」，而只會說「我不是誰」，或者，腦袋不清楚、急就章地亂抱大腿（比方說，把台商比做成吉思汗。其實，台商更接近當時絲路上的阿拉伯商人，因為兩者都必須依附在政治-軍事複合的超級霸權底下求生存），或者，含含糊糊、囁囁嚅嚅地說不清楚；所有這些，正是思想滅絕的後果。

或許，從歷史過程來看，台灣始終會是一個思想無法著床生根的島嶼；原住民信仰的死亡、漢人宗族文化的逐漸崩解、日本殖民者人格教育的被拔除、中國古典文化與儒家思想被丟進不予回收的垃圾筒…，其實都是幾世紀以來全球政經變遷的大環境底下，在這個特定島嶼所形成的、對思想之強大抗藥性的具體展現。而「青春之歌」中所描述的，台大哲學系事件作為中國辛亥革命精神在台灣最後火種的熄滅，不過是又一波思想在島嶼強行登陸之後的全殲。因此，對照著台大哲學系事件前後，哲學在年輕人心目中以及大學科系排行榜的上浮與下沉，我們可以發覺，當年南方朔形容台大哲學系是「中國自由主義最後的堡壘」，現在看起來，更像是「島嶼思想最後的廢墟」。

從那之後，本質性思考的空間在這個社會中被主流體制徹底邊緣化，只剩少數散兵游勇，以游擊隊的精神繼續活動著，所以三十年之後，我們還可以再次聽到當年一首又一首曾被縱意高唱的「青春之歌」。而一開始，聆聽這些來自遙遠時空的樂音與記憶，還有似曾相識、進而臭味相投的喜悅；但一旦思及思想滅絕的歷史事實，這些旋律節奏就變成了一段又一段在這島嶼兀自踱步、迴繞了三十年，而能量不斷衰減的「殘響」，帶著層層疊疊似有若無的回音，令聽者不禁恍惚迷離。

        作為一個五年級樂迷，用這樣的心情去感受三、四年級的青春之歌，說來是十分殘酷的。畢竟，青春時代的樂音是人一生當中永難磨滅的旋律與節奏；而台下的年輕的聽眾聽不清楚這些過去同為年輕人樂音的本體，只聽到了殘響，簡直就是否決了舞台上這些人最原初的生命情懷。但對於像我這樣，曾經目睹思想嚥下最後一口氣的五年級來說，這感受應當不是殘酷，而毋寧是一種極為深層的尷尬。其實，我們這一代就像辛亥革命前的最後一批貢生－－已經浸染了「舊時代」的氣味，但又匆忙剪了辮子想要趕上「新時代」的最後一節車廂。究竟，我們是處在什麼境地底下的一批人？在不斷往前疾駛的嘈雜列車上，沒有人想要問個清楚。

        或許，我們都必須認清，在這個當下，大家都處在一個思想滅絕的時空裡頭；套用十年前自殺的北一女學生（她們是六年級）的遺言來說，就會是：「這個社會存在的本質，不適合思想」。眼前島嶼上的人，其存在的意義，其實是待價而沽地歡迎任何思想來租用他們的心靈，因此人所展現出的是東塗西抹、花花綠綠、變來變去的萬花筒面貌。如果，萬一有任何自主性的深層思考可以從在地萌生，那將會是通過「以思想的匱乏對抗思想的存在」來取得一種本質是虛空的存有，並且這種存有必須比較接近玩笑，而不可被奉為思想…

我不知道歷史上有任何的政治經濟條件會產生足夠穩定而長時間的環境，可以讓這種思想匱乏的本質狀態能繼續累積沉澱；畢竟，台灣始終變動不居，不是一個封閉的島嶼。或許在不久的將來，另一波不怕死的思想又會隨著時代的潮水強襲登陸，那將不會如絕大部分的歷史所描述的那樣，是思想與思想之間的衝突與替代，而會是思想的匱乏與思想的肉身、空缺與飽滿、虛無與實存，彼此之間相互廝殺的時刻。到那時候，八年級、九年級會在這史無前例的、絕對本質性的碰撞當中譜出他們的青春之歌；而今天我們曾走過的、唱過的、反芻過的，包括一、二、三、四、五…年級這幾代的歌聲，如果可以留下一紙紀錄，即便在未來都只是殘響，也將是下一代敲打出自己旋律與節奏時會需要的養分或借鏡所在吧？！我這樣期待著。

2002˙7

Comments

[南瓜頭]

我是民歌小站的南瓜頭
請問可以轉貼這則文章嗎？
＂在思想滅絕的島嶼－－「青春之歌」的殘響＂

[milankun]

to 南瓜頭

歡迎轉載 註明出處即可
謝謝你

~米

[南瓜頭]

沒問題!

[k]

牟宗三是無力滴
學一下徐復觀！

[milankun]

感謝賜教
我對新儒家是不熟悉啊

徐復觀也有類似的看法嗎?
或者他是怎麼說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