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登於"音像世界"六月號)
誰是胡德夫？
五月初，台灣第十七屆金曲獎的入圍名單一公佈，在所有華人樂迷心中都拉起了兩個大大的問號。其一當然是，為什麼甫以「十一月的蕭邦」創下佳績的華語流行音樂天王周杰倫，這次連一項提名都沒有？
另外一個大問號就是，跟陶喆同樣獲得六項提名的胡德夫，他是誰啊？才出版第一張個人專輯，竟然可以囊括所有重要的提名項目，頗有「倚天一出、誰與爭鋒？」的氣勢。這樣一號神秘人物，怎麼之前在流行音樂的江湖上，聽都沒有聽說過呢？
面對這樣洶湧的問號，三十年前曾經引領一時之風騷的胡德夫氣定神閑，自有他的看法：「我不是離開民歌運動之後就沒有歌的人，但後來有一段時間，我走出了安逸，就必須接觸到許多原來碰不到的生活面向，少唱、多聽、多看…不能老是停留在什麼什麼運動上面，而是讓音樂跟生活產生關係。現在回過頭去看我們當初喜歡的許多西洋歌曲，有很多這樣的東西，關於歌與人生。從這樣的角度來想，相對的，「胡德夫是誰？」，並不那麼重要。」
在五十六歲那年，唱了三十多年歌曲的胡德夫終於出版第一張個人專輯「匆匆」；一年之後，這張專輯獲得六項金曲獎的提名，或許，這是評審對於他終於用音樂吟詠出生活與人生的高度肯定。「對於被提名我感到驚訝。這代表，累積了生命與生活過程的作品與作者，可以不會因為年紀的關係而被排除，這是流行定義的擴大，是很大的鼓勵。」
其實，這張專輯在一年之內賣出了三萬張，能夠說它不流行嗎？只不過他多數的聽眾可能不是當前音樂工業所習慣瞄準的十幾歲到二十幾歲的年輕族群吧。而專輯當中，最早的歌跟最晚近的歌相差將近三十個年頭，裡頭生命與生活過程的累積，又豈是現今週期運轉神速的流行音樂機器，能夠輕易製造出來的？
也因此，要發動這張專輯的製作，必然得要有別於時下唱片工業的運作思維。「一開始，只是想用紀錄的方式來把胡老師的聲音恰當地錄下來。因為就是覺得，如果台灣失去他的聲音，是這個時代的錯誤……不敢想到要出版。」專輯總監熊儒賢如是說道。
而要去認識這張專輯，以及這個老歌手，更必須走過他的生活與生命過程，方能有真切的體會。
童年與淡江中學
1950年，胡德夫出生在台灣東部依山傍海的部落裡，父親是卑南族，母親是排灣族；後來，依著台灣原住民的幽默感，他常常自稱是「卑排族」。在此地的原生態民族文化當中，向來就蘊含了豐富的口傳民謠元素，因此在後來方能造就出不少出色的歌手，包括張惠妹、紀曉君，以及當警察的陳建年。
胡德夫的父親也是個警察，但他就不像陳建年那樣會唱歌。「我父親常常回到卑南老家，就把這首歌帶在嘴裡面帶回來，每天都唱給我們聽，吃晚餐喝了一杯酒，就說這卑南的歌我們的歌，唱給你聽……那我聽了這首歌印象非常深刻，我所聽到的調子跟這邊部落的調子不一樣，就放在心裡面，但是有一些印象在，這樣子聽一兩年，我爸爸又五音不全，真的是五音不全的父親，那麼就放在心裡面。」胡德夫這麼回憶他最早如何學習「美麗的稻穗」，這首他後來的成名曲。
由於父親職位調動的關係，胡德夫並不在卑南的部落成長；到了十二歲的時候，又因為考取了台北的教會學校而遠離家鄉，一別二十年。嚴格說起來，胡德夫早年並未受到原住民傳統歌謠的充分薰陶。他的音樂啟蒙，反而是到了這所教會學校之後，才真正展開的。
這所教會學校，淡江中學，位在台北郊區的淡水鎮上。在這裡，因為參加唱詩班以及各種音樂活動，胡德夫接觸了影響他後半輩子的兩條道路，其中一條就是音樂。
四十年之後，當他再度回到母校校園，血液中的音樂細胞就活起來了。他不自覺地一邊哼著歌，一邊腳打拍子，看著周遭既熟悉又陌生的景象。「那時候，整天在校園裡唱的都是黑人靈歌、福音歌曲跟藍調…美國黑人那種向上天祈求、控訴的音樂表現，跟我小時候在部落裡聽到長老們唱歌的狀態很像。」胡德夫這樣回憶著。於是，校園裡新學來的歌聲，就跟故鄉之間有了一個既遙遠又親切的連帶感；然而更重要的是，這裡還有一位酷愛音樂的校長陳泗治，也是一位鋼琴教育家，在他的調教跟督促之下，胡德夫開始學習樂器。
也同樣是這位校長，讓胡德夫首次意識到自己生命中還有另一條重要的道路。「校長常常提醒我，我是一個原住民，將來要為自己的民族同胞謀福利。」只不過，這個提醒的最終發酵，並不如音樂來得那麼快速。
在淡江中學，胡德夫渡過了六個快樂的年頭，包括一次單相思的初戀，這個酸酸甜甜的青澀經驗，讓他後來寫下了「楓葉」這首歌。但是，朋友們認識胡德夫的歌聲，多半還是從「美麗的稻穗」開始，因為這大概是當時胡德夫唯一從家鄉帶來的歌。
民歌運動
離開淡江之後，1968年胡德夫考上台灣大學外文系，正式進入台灣文化活動的核心地帶，此時，台灣正要經歷一番脫胎換骨的社會文化變遷。全球二十歲上下的戰後嬰兒潮，在不同的地區以不同的方式，想要奮力創造自己的文化，吶喊出自己的青春之歌；在台灣，文學、音樂、美術、攝影等等領域各有年輕人在探索新的方向，其中有一群人不定時聚集在中山北路的哥倫比亞咖啡廳，包括畫家張杰、民歌手洪小喬、吳楚楚、攝影家謝孝德、畫家席德進、詩人羅門，以及當時還是學生的胡茵夢、張艾嘉；此外，在這裡還有後來成為推動台灣現代民歌運動的兩大推手：楊弦跟李雙澤。而胡德夫在1972年左右，因為運動傷害的休養以及照顧北上就醫的父親，而不得不輟學，並且開始找工作；其中一份兼差，就是到哥倫比亞咖啡廳去唱歌。
在這裡，胡德夫碰到影響他一輩子的朋友：「他就是那樣子坐在一個角落，聽我唱歌。然後說：嘿！你是哪一族？卑南族嗎？卑南族有歌嗎？唱唱看嘛！他這樣說，我那天猶豫了一下，猶豫的時候他說，好，我唱一首歌先給你聽，上來抓了吉他就唱，我記得他就唱”思想起”。」這個直爽的漢子就是李雙澤。
「他是我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個朋友，他是ㄧ個，對我來講他是楔而不捨，我是ㄧ直想逃離他的這個……哈哈。他就一直這樣催促你…」
當時胡德夫還在離咖啡廳不遠處開了一家洛詩地鐵板燒，李雙澤不時會拎著一瓶酒晃過來，等到打烊之後，就著店裡頭的鋼琴，兩人縱聲高唱。也就是在李雙澤的推動之下，胡德夫在1974年舉辦了第一次個人演唱會，就叫做「美麗的稻穗」。而也在這次演唱會上，楊弦也以嘉賓身分，初次發表了作品「鄉愁四韻」。
一年之後，楊弦舉辦了作品發表會，並由洪健全文教基金會出版「中國現代民歌集」，吹響了台灣民歌運動的號角。接下來「我們的歌」兩張合集出版，其中收錄的歌曲就包括胡德夫的「匆匆」、「楓葉」、「牛背上的小孩」；透過電台、雜誌以及唱片出版，一股「唱自己創作的歌」、「唱這個時代的歌」、「唱年輕人的歌」的民歌運動，一點一滴滲入全台灣的校園；到了1977年新格唱片舉辦金韻獎，終於如火山爆發一般，將先前在文藝青年、憤青以及小資當中蓄積了幾年的能量完全吸納並釋放，校園民歌猛暴性地席捲了整個流行音樂市場，也造成台灣唱片工業的大洗牌與世代交替，開啟了往後二三十年，華語流行音樂工業的基本格局。
也在這一年的夏初，李雙澤集中心力創作了包括「美麗島」、「少年中國」在內的數首歌曲，準備秋天發表，不料到九月，他就因在海邊救人不幸溺斃。
這段悲欣交集、風起雲湧的歲月當中，一方面胡德夫繼續在台北的鋼琴酒吧駐唱，成為他最主要的收入來源；另方面他也儘可能參與民歌的表演活動。在李雙澤溺斃之後，朋友們整理雙澤自彈自唱的錄音帶，發現其中唯獨缺乏「少年中國」與「美麗島」，於是就由胡德夫跟楊祖珺擔綱進了錄音室，錄下李雙澤這兩首傳世之作最早的版本。
他也加入了由楊祖珺所召集的、受到夏潮雜誌支持的上山下鄉的義演活動，把民歌帶出校園、帶進工廠、漁村、農村與監獄。當時，也正是台灣的政治反對勢力開始集結的時刻，左翼的夏潮跟右翼的台灣政論結合起來，在1978年，「美麗島」從歌曲名變成一個雜誌社的名稱，整個社會在戰後嬰兒潮世代的推進之下，正朝著更劇烈的變革步步逼近。
原住民運動
胡德夫也跟著躍入了這時代的洪流，這時候，當年陳泗治校長的諄諄教誨開始發酵了。他意識到自己民族的同胞在不當政策之下，不得不遠離部落，到城市打工、或上遠洋漁船、或進入礦坑深處；只有那即少數的菁英份子，才有可能上大學、往社會的高層攀爬。
1981年，台灣北部發生礦坑災難，受難的多半是原住民。胡德夫在第一時間趕到現場，協助搬運屍體。這場震撼教育對他的後半生產生了莫大的影響，災變過後，他出面舉辦了一場紀念礦災的演唱會，並且創作了「為什麼」，用音樂控訴台灣主流社會對原住民的歧視。從此，他走上了政治不歸路，籌組了「原住民權利促進會」，並出任第一屆會長。
1980年代的台灣，各種抗議、示威層出不窮，警察的鎮壓也越發激烈。只要是跟原住民有關的議題，就可以看到胡德夫壯碩的身體，頭綁白布條，站在指揮車上，鼓舞群眾。又或者，在許多籌募政治獻金的演講會上，也可以看到他受邀演出並且歌唱。同時，他也鼓勵旅居台北的原住民大專青年，為他們譜寫了「最最遙遠的路」。
有將近十年的時間，他過著跟過去完全不同的生活。離開了音樂舞台的鎂光燈，他散盡家財、餐風露宿，從這個部落到那個部落、從深山到海濱，在旁人難以體會的壓力之下，四處奔走串聯。那段時間，他曾寫下這麼一段心情紀錄：「我所居住的花園新城住家電話被竊聽，我的行動不斷有人跟蹤，我的左右不斷有人接近來探問我們的計劃、動向。我的姐夫當時擔任家鄉的鄉長一職，常被約談，要求其成為說服我的中間人。我的住所裡面有鼓勵支助我的妻子，有我們的第二代結晶－吉拉夫，窗外有祖靈居住的中央山脈最北端，白天我看著山，晚上山看著我，我怎能背棄這些一直要我勇往直前的呼喚聲！」
在台灣的戒嚴即將結束之際，他回到離開二十餘年的家鄉，準備投入縣議員的選舉。但是，注重人情關係與尊卑倫理的部落，對於這位遊子以反叛之姿突然歸來，幾乎無法接受。這次選舉，胡德夫慘敗。多年經營的政治力量毀於一旦，再加上大學時代的痼疾復發，讓胡德夫從高潮跌落谷底，展開了隱居與自我放逐的落魄歲月，而這一消失，又是另一個十年。
復出
我們能再聽到胡德夫，已經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當人們都已經遺忘了這位金嗓子歌手當年的丰姿，1996年，他卻以滿頭白髮的形象，驟然出現在黑名單工作室的第二張專輯「搖籃曲」當中。一首「不不歌」震撼多少人的心弦，據製作人王明輝說，是胡德夫在錄音室飲了一點小米酒，微醺當中來回廵走、搖頭晃腦吟唱出來的。
我們聽到復出的胡德夫，其聲音虬勁滄桑，帶著低沉的磁性與隨意但不任意的延長音與轉音，能量穿透腦門與掌心，餘韻無窮。跟目前所能聽到的三十年前「我們的歌」以及紀念李雙澤的錄音相比，直如經歷大喜大悲、潮起潮落，終於練成九陽神功的張無忌。
後來胡德夫回憶，在落魄的這段日子，他在一個知心朋友的農園隱居，偶而外出，向海邊或山腳的老人家學習傳統歌謠。在那裡頭，他體會到音樂裡頭一種無與倫比的境界：「像我們從小聽到的歌都是詠嘆的歌，那是非常單純的東西。你想它根本就是虛詞，但是它居然可以Yi Ah Oh來表達喜怒哀樂，都可以表達出來的時候，本身的這個境界應該這種是最高的，你就是用詠嘆就可以表達出，而且讓人家聽出你在表達什麼，覺得我們民族這點是很美麗很偉大的。」
當原住民傳統歌謠中的HoHaiYan虛詞滑進胡德夫自中學以來即深植心中的藍調節奏與靈歌旋律時，就產生了他所謂的”Hai Yan Blues”，海洋藍調，一種僅僅屬於胡德夫本身的聲音能量的蓄積、爆發、發散與迴盪。
然而，在這個階段，其實胡德夫尚未完全從長期的流離當中復原。
1999年台灣的大地震之後，他參與組織了「部落工作隊」以及「飛魚雲豹音樂工團」，再次結合音樂與社會運動，進入受地震傷害最深的山地部落，並且錄製了數張合輯，包括「原鄉重建」與「生命之歌」。但不久之後又退出，顯見當年大起大落的陰影，還未從他身上完全退潮；他又再次落魄潦倒。
錄音
偶而胡德夫受邀到台北酒吧唱歌，就在這時候，製作人熊儒賢認識了胡德夫。「他唱完，喝醉，倒地就睡，看起來像是沒有地方可以回去。眾人聊到凌晨要離去，老闆娘提醒我，記得把他帶走…」在這個階段，熊儒賢首次聽到胡德夫發表「太平洋的風」，她回憶：「每次聽到的感覺都不一樣，有時激昂、有時落寞、有時頹喪、有時振奮…」這樣巨大的起伏差異，似乎透露了復出之後的胡德夫，極度不穩定的心緒。
2002年，曾經在魔岩唱片任職的熊儒賢，在魔岩結束之後籌組了野火樂集，她強調「這是一個音樂人的集合，而不是唱片公司」。在一開始，她就想要幫胡德夫留下一個紀錄。至於出專輯，對於這樣一位「喜歡看樹、容易失蹤，又永遠對不上嘴的歌手」，她「想都不敢想」。
2003年開始籌備，2004年選定淡江中學禮堂作為錄音地點。一方面，這裡是胡德夫初試啼聲的地方，另一方面，這裡的空間才能呈現出他溫潤的聲音質地；錄音師陳冠宇、音樂製作人鄭捷任均是一時之選。但即便是錄音過程中，胡德夫偶而還是會演出失蹤。
有一回正逢颱風過境，預定的錄音連音樂製作人都沒出現，正在納悶之際，熊儒賢接到電話，是胡德夫從山中部落打來的。原來他在電視上看到他所關心的部落因為颱風而斷水斷電，交通中斷、情況危急。他就動用私人關係，調了一台直昇機跟幾箱大米，一早就拉著製作人上了直昇機，親自將糧食運補到三百公里外的深山裡頭。
「有時候，我都會懷疑，錄音這件事情，是不是他生命中最想要的？但是，過度的設定對他來說，卻都很殘忍…」熊儒賢這樣回憶著當時的心情，但她只能等待。
當錄音完成的時候，陳冠宇形容這好像是一次釀造好酒的過程。而熊儒賢也才開始膽敢開始思考，如何製作這張唱片，並且發表。
紅樓發表會
2005年4月15日，這張被命名為「匆匆」的專輯，在胡德夫首開個人演唱會的31年之後終於問世，並在台北的紅樓劇場舉辦了發表會。
這是一場非常特別的音樂會，受邀的聽眾，絕大多數是胡德夫二、三十年來的朋友，來自文化界、學術界、藝術界與政治界。當年，戰後嬰兒潮的他們在胡德夫的歌聲中度過了青春歲月，曾經一起攜手開創音樂、文化與政治的新天地，之後耳聞目睹了胡德夫的潮起與潮落，感嘆或者唾棄一個勇敢聲音的自我放逐，甚至可能將他拋棄。到了二十一世紀，他們多半是台灣各界的領導者、佼佼者，甚至是勢不兩立的對手、競爭者；這個晚上，他們都收到了野火樂集的邀請卡---前來聽聽老朋友胡德夫的歌。他們帶著什麼樣的心情來聆聽呢？是懷疑？是緬懷？是追悼？是「啊，你也來？！」？而胡德夫，又將怎麼面對這一張張他從年輕到老年都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臉孔呢？
4月14日彩排，胡德夫未出席。15日下午兩點將召開記者會，熊儒賢已經在準備當主角缺席時，所要提供的說法；但胡德夫到了，「我知道他，已經知道要怎麼面對他的老朋友們了。」熊儒賢這麼說。
「自己也沒想到演唱會，可以變成這樣的一個聚會，見到很多很久沒見到的朋友，很想唱歌給他們聽。那天很想講很多話，我是心裡最複雜的，在台上很想把鋼琴放下，一排一排好好看一看他們。不管唱歌、幕後的人，都是很沈重的，台下聽歌的人也是，大家都對彼此最近的下落都不清楚，我看到他們坐在那邊幫我打氣，情感是非常強烈的。」胡德夫這麼訴說自己走上這個舞台的心情：
「我的眼睛掃過一次，知道該來的都來了，所以把我大部分的注意力放在歌裡面，那時候是最不好講話的時候，不是壓抑，而是自己欣然沈默，講錯一句話，所有的歌都不見，話可以放在歌裡，在歌裡就是在告訴他們：可以這樣子，真的可以這樣子，所有人可以在同一個時間一起搖擺。」
這場長達三個多小時的演唱會獲得巨大的成功，隨著胡德夫的西洋老歌、現代民歌、運動歌曲以及海洋藍調，全場聽眾逐漸進入出神狀態，最後每個人均離開座位，隨著節奏與旋律搖擺，淚流不止者有之、群舞不停者有之，聲震紅樓。「後來唱到整個台在晃動，我真的有這種感覺，我還去扶著鋼琴，怕台垮掉，因為最重的一定在我那邊。（笑）這一次只有一刻我快要唱不出來，就是永龍（野火樂集企畫、年輕原住民音樂人）用很小孩子的方式說：「老師不會再寂寞了。」那時真是什麼都唱不出，因為前面幾十年我真的是孤孤單單地唱歌。」這並不是什麼宗教儀式的場合，但卻達到了類似的效果。胡德夫像是原住民傳統祭典當中的領唱者，帶領眾人飛越了二三十年來，彼此之間的種種情仇恩怨與心理鴻溝，在鋼琴與歌聲當中，一起達致狂喜。
給歌的人
就這樣，「匆匆」這張專輯的錄音、出版與發表，對歌迷來說，或許是終於見到這位傳奇歌手的首張個人專輯，如獲至寶；但是，對於胡德夫來說，這漫長的三年，卻也是他在長期的自我放逐與顛沛流離之後，一步一步重建自己跟昔日友伴的關係、自己跟故鄉的關係、自己跟社會的關係，以及自己跟音樂的關係的一個過程。如果沒有這樣的重建過程----不管這是透過野火樂集的組織、胡德夫本人的努力或是其他友人的協助，是絕對不可能產生這張專輯的。
童年離開家鄉，在大城市生活工作；經歷了各式各樣的悲歡離合，承受各種文化的、社會的與政治的衝擊，乃至肉體的痛楚，這個五十七歲的男子，始終近鄉情怯，始終像是在自己的家門口猶豫、徘徊、流浪。而「匆匆」的發行或許給了他足夠的勇氣，去敲開家門，以及自己的心門；同時也給了他許多跟年輕人接觸的機會。
「這些年輕人，像永龍、Kasilaw、Sueming他們做到了我沒有做到的一點，就是回溯到部落歌謠的泉源，用自己的方式表達出來，依然清晰可辨。他們跟老人家來往密切，所以對歌也懂得多，而我是最遠的一個，故鄉對我來說的確是有個「最最遙遠的距離」的…」
從年輕人身上，他找到新的方向感，他期待將來能夠「寫出跟年輕人相處在一起之後的歌，跟著他們一起向前滾動，like a rolling stone。」
同時，他對於「歌」的認知，越發地澄澈通透，像是垂掛在葉尖的清涼露珠：「卑南話ki sunei，是「給歌」的意思，或許我這樣吟唱，對方可以得到祝福，為什麼不說「給祝福」而說「給歌」呢？因為我們把歌看得重，歌是我們的最高表達。我們的歌唱是一種誠實敘述、對自然的禮讚，跟黑人以歌向神控訴人的行為對他們加諸的痛苦，是不一樣的，在我們的歌裡可以聽到用簡單的詠歎，對充滿飛禽走獸的大地，來表達無限的禮讚，這種唱法真的是無私的。如果說把我這幾十年來寫的歌唱的歌，硬要弄到「原住民音樂」，是有點高估了我自自然然走過來的自己的樣子。其實我就是我，這些小時候聽到的歌，都在我的記憶裡面，我開始動的時候，這些東西就會進來一點，我在寫歌的時候，這些東西都在旁邊告訴我，不能忘記。」
面對華人地區喜愛他的歌迷，他期待大家能夠體會到他所給出的，這一股來自華語流行音樂極東之地的海洋藍調，不分彼此地吹著你、吹著我。「希望有一天能夠到北大、民族大學去，把歌分享給年輕的朋友。」他這麼期待著。
前陣子一直在聽楊弦的黑膠專輯
在這張"西出陽關"裡頭
我最愛聽楊弦唱著胡德夫的這首"美麗的稻穗"
雖然沒有原唱者"老胡"那般渾厚飽滿的韻味
但楊弦不太精準的咬字與嗓音卻展現出另一種青澀樸實的交融感
同溫層-文藝沙龍
http://blog.yam.com/stratosphere_salon
Posted by: zming | 06-7-18 at 上午8:36
可知道 胡德夫後來承認 當初教楊弦唱美麗的稻穗 不是正確的版本? 呵呵
anyway, 楊弦的版本比較恬靜, 也是我最早聽到的版本
那是我小學五六年級....也是黑膠唱片
~米
Posted by: milankun | 06-7-19 at 下午5:49